买卖信用对于商人来说很重要，好的信用度可以招揽更多的消费者，获得更高的利润。在物质横流的当代社会，道德这层外衣已被少数人给脱去，只剩下赤裸裸的物质欲望，在买卖中也对消费者进行了强制性的剥夺。在媒体发达的今天，基本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都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来解决，虽然不能全都解决，但是也能引起政府机关的重视，让我们整天辛苦的领导们来重视下这些小事。有了领导的重视，基本上这事算是解决了。但是更多的人依赖的是法律，每个人都相信王法是存在的，正义是存在的。

 遭遇“强迫消费”的智先生向消协投诉无果，决定把商家告上法庭，咨询律师的结果是他为这个官司要交纳律师费2000元至5000元,这让智先生有些承受不起。而且，不同律师事务所的报价不同，也让智先生无所适从。原是“法盲”的他决定不请律师，自己为自己出庭应诉。

    如今，智先生可能会欣慰了。今年12月1曰,司法部、国家发改委联合制定的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正式在全国实施。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处长胡占山解释说，这项管理办法旨在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，主要解决律师业收费偏高问题，让穷人也请得起律师。

    出乎意料的是，在《管理办法》实施的第二天，来自律师界的民间声音和官方意见就有了碰撞。12月2曰，在中国政法大学律师学研究中心主办的“《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——过去与未来”研讨会上，一些律师对《管理办法》表达了不满：“按照这样收费，很多律师就活不下去了”。

    自从今年4月13曰《管理办法》出台后，各地都在准备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细则。但律师界对《管理办法》的争论一直延续，很多地方司法行政部门虽获得授权，却迟迟拿不出具体的“收费标准”，目前只有12个省份制定的收费标准报司法部备案，其余大多数省份都在观望。

        “开奔驰车的”和“骑自行车的”能否适用同一标准

    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律师服务收费采取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并举的方式，包括刑事、民事、行政这三类基本诉讼和申诉以及国家赔偿的代理等在内的主要业务，均适用政府指导价。正是这个“政府指导价”标准引发了律师界很大争议。

    去年年底，有报道称“2004年度北京律师行业收入突破50亿元”的消息，这意味着如果以京城律师1万人计，每人年均创收50万元。然而，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的王才亮认为，律师行业内实际贫富差距很大，最大的差距达到3000倍，在两级分化的前提下，所谓“人均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    北京市司法局律管处副处长柴磊坦言，这次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发改委正在共同酝酿的“收费标准”，就是想为“开奔驰车的”和“骑自行车的”定同一个标准，不但要维护公众利益也要考虑行业发展趋势，的确很有难度。

    “政府的过多干预和严格‘指导’忽视了市场的调节作用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宏俊说，在实践中，规制难以获得制定者预想的执行效果，难免成为一纸空文。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认为，律师服务行业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，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签订的委托协议属于服务合同，应适用《合同法》来调整；律师收费也应实行协议收费而不是由政府定价，即使需要政府定价，收费标准也宜粗不宜细，否则新的收费办法和标准很难避免重蹈1990年《律师业务收费管理办法及收费标准》形同虚设的覆辙。

   上面的例子给我们很大的警醒。想调用法律就得靠专业的人士来维护自己的权利，律师。但请律师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也就是所谓的金钱。律师靠帮人打官司而获得得以生存下去的资本，这算是律师的一种生活措施，跟我们去打工什么的最终目标是一样的，只是手段不一样而已，当然最后获得的金钱数量也就不一样了，有高也有低。